羅榮桓：嚴抓紀律 嚴懲貪腐

羅榮桓同志曾長期從事軍隊政治工作，新中國成立后任原總政治部首任主任，后兼任原總干部管理部（后改稱“總干部部”）部長、政治學院院長。1955年，中共中央又任命他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黨的監察委員會書記。羅榮桓雖然擔任多個重要職務，工作繁忙，但他非常重視軍隊紀律工作，注重維護軍隊純潔。

新中國成立初期，全軍紀檢監察工作由原總政治部主管。羅榮桓身體力行，親自去抓。當時，有個別干部居功自傲、貪圖享樂，甚至墮落腐敗。羅榮桓在中央的一次會議上建議，要重視解決這個問題。根據他的建議，1954年8月8日，中央軍委和原總政治部發出了《關於制止某些高級干部腐化墮落違法亂紀行為的指示》（下文簡稱《指示》）。

《指示》點名批評了一些干部的嚴重錯誤，指出這些人違法亂紀，損害了我黨我軍的聲譽和革命事業，必須嚴肅處理﹔對那些明知故犯、屢教不改的人，不論其職位多高，必須給以紀律制裁﹔對那些包庇犯重大錯誤干部的組織和個人，也要進行查究。同時，《指示》強調，要加強黨對高級干部的領導與監督，開展黨委內部和高級干部之間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特別強調“腐化墮落不是生活小節，而是政治原則問題”。隨后，全軍對高級干部思想作風進行了一次整頓——對團以上干部進行普遍教育﹔對師以上干部，黨委專門召開會議進行討論﹔全軍對犯有此類錯誤的干部進行揭發、批評並上報，不少人受到處分。

羅榮桓嚴抓紀律、嚴處貪腐一貫如此。當年在山東抗日根據地，八路軍第115師民運部股長翟新亞受命出任郯城抗日民主政府縣長。然而，這位老八路沒能堅守本心，到任后貪污受賄、玩忽職守，生活作風墮落。時任師政委的羅榮桓赴郯城查明實情后，怒不可遏：“誰騎在老百姓頭上，老百姓就要起來打倒他！”翟新亞隨即被撤職、開除黨籍。

羅榮桓清楚，隨著部隊快速發展和根據地規模的擴大，領導干部中容易出現作風問題和貪腐現象，要防止類似事情再發生，必須對隱患進行整肅。於是，他組建了紀律審查組，把115師所有干部挨個“過篩子”——不管是老紅軍還是新提拔的，不管是在機關還是在基層，誰有違紀行為，誰作風有問題，都一一列出來，該批評的批評，該撤職的撤職，一點情面都不講。有個連長因為借老鄉糧食沒還，羅榮桓直接讓他停職，先去給老鄉道歉、還糧食，再回來做檢討。有人說沒必要這麼較真，羅榮桓卻說：“借東西要還，這是最基本的規矩。今天借糧食不還，明天就能貪軍餉。小錯不糾，早晚會出大問題。”他還定下一條鐵規矩：以后部隊所有物資調配、經費使用，必須登記造冊﹔誰批的條子，什麼時候發的，發給哪個單位，用在什麼地方，都得一筆一筆記清楚，還要有經辦人簽字，出了問題能直接找到人。羅榮桓曾對身邊人說：“干部出了問題，不能隻怪他們自己，組織上沒盯緊、沒提前提醒，這也是責任。”

上世紀50年代，我軍出現了忽視和削弱我軍光榮傳統的錯誤傾向，有人甚至不再提“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羅榮桓組織召開原總政治部部務會，公開批評某些人的錯誤言論。在1953年底的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干部會議上，原總政治部副主任蕭華代病重的羅榮桓作《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建設的幾個問題》的報告，強調我軍要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堅持黨委制、堅持軍隊政治工作制度，發揚我黨我軍的光榮傳統。毛澤東同志審閱了這個報告，並在會后修改《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草案）時，親自恢復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一語。

1955年8月1日，羅榮桓又撰寫了《繼續發揚我軍的光榮傳統》一文。文中，他明確指出：削弱我軍光榮傳統，是一個極端危險的傾向﹔我軍建軍原則和光榮傳統是經過幾十年流血斗爭所取得的寶貴經驗，是完全適合中國情況和我軍特點的，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棄。

由於工作繁忙，且長期患有高血壓、心絞痛，1956年，羅榮桓向中央請辭原總政治部主任和總干部部部長職務，但沒有請辭監委書記一職，並且到逝世，他一直擔任此職。1961年1月，中央安排羅榮桓再度出任原總政治部主任。當時，有些單位對個別高級干部違法亂紀的案件不敢處理，導致矛盾激化。針對這一問題，羅榮桓在1962年全軍組織部長會議上指出：“高級干部的道德品質問題要引起注意。現在有些黨委在處理腐化墮落蛻化變質問題時，缺乏嚴肅的原則空氣，有的則是毫無原則。”他認為，對待這種問題，“經過批評斗爭，改正了錯誤，就能夠把大事化小﹔化，要經過工作去化，要有原則。根本不講，根本不批評，採取包庇起來的辦法是化不了的，其結果是小事釀成大事，最后甚至是不可收拾。”

羅榮桓堅持正人先正己。解放戰爭時期，他從莫斯科回到哈爾濱，全家被安排住進市區一處很寬敞的獨立庭院。他多次向有關部門提出將這處庭院用作公用，自己另找一處房子住。一次，羅榮桓到時任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主任的譚政家裡，見他家住的是二層小樓，就提出與他合住。譚政以為是句玩笑話，但沒過多久，羅榮桓一家真的搬來住了。羅榮桓對家人說：“住的房子大小，看來是不起眼的事情，但我們是黨的干部，要時時想到生活在基層的人民大眾，不能官越做越大，住的樓越來越高。”他還說：“生活不要特殊化，一味追求舒適的生活，講究吃穿，貪圖享受，就要變壞的。”

羅榮桓不僅嚴格要求自己，同時嚴格要求家人，家風很好。抗戰時期，羅榮桓與妻子林月琴結婚僅3個月就離開延安，奔赴山西。一年后，林月琴來到抗日前線，組織准備安排她擔任司令部機關協理員。羅榮桓對她說：“最好不要在我領導的單位工作，這樣對你的鍛煉可以大些。”林月琴欣然接受。新中國成立后，羅榮桓時不時叮囑林月琴，要經常檢查有沒有違反制度，有些事情盡量自己解決，不要去麻煩組織，自己能夠動手做的事情，就不要讓工作人員做。

羅榮桓的大女兒羅玉英，早年一直留在湖南老家，20多年沒見過父親。1949年底，她給父親寫了一封信。羅榮桓從信中看出，女兒認為父親當了大官，可以進京享福，就回信教育她說：“你爸爸20余年來是在為人民服務，已成終身職業，而不會如你所想的是在做官，更沒有財可發。你爸爸的生活，除享受國家規定之待遇外，一無私有……不能對我有其他依靠。”羅玉英來京之后，遵照父親意願，首先刻苦學習文化，畢業后又到郊區的基層農場鍛煉，進步很快。

1963年12月16日，羅榮桓因病去世。當天晚上，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開會前，提議大家起立為羅榮桓默哀，並評價他“一個人幾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則性強，對黨忠誠”。朱德也在悼詩中稱贊他是“忠誠革命貫平生”。這是對羅榮桓嚴於律己、一身正氣的高度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