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來歐美學界的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

　　 2015年以來，歐美學界的中國抗戰史研究相較以前發生了很大變化，傳統議題也有明顯擴展與深化，尤其體現在：關注中國大陸抗戰史研究，引入全民族抗戰視角﹔注重聯系，在全球史視野下理解中國抗戰﹔視線下移，注重抗戰中“人”的敘事。本文試就上述轉向與變化略作梳理與闡釋。

　　從全民族抗戰角度理解中國人民抗日戰爭

　　 全民族抗戰最根本的表現是中國共產黨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開辟的敵后戰場與國民黨指揮的正面戰場協力合作，形成共同抗擊日軍的戰略局面。歐美學者開始以更加兼容的話語敘事貫通研究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一些學者從長時段評估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軍事決策與效能。如陶涵從國民黨炸毀黃河大堤的決策看出其戰略與政策局限，由此提出國民黨無法解決通貨膨脹、土地佔有失衡、腐敗三大頑疾，進而影響了其戰后的歷史命運。柯博文也關注到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的惡性通貨膨脹，據此將抗戰視為國民黨政權失敗的起點。

　　 與之相應的是，歐美學者將中共領導的敵后戰場置於全民族抗戰視域下進行考察，認為敵后戰場是中國抗戰發展的必然結果，並對其與正面戰場協力配合、牽制大量日軍給予高度評價。方德萬指出，敵后根據地的開辟“是隨著戰爭的長期性和殘酷性”而選擇的抗日方式，是“發動民眾的抗日斗爭”的重要載體，客觀上有力支持了正面戰場。米特將中共領導的根據地視為“抗戰民族主義的實踐場與傳播源”，根據地的稅收政策、軍事戰略、政策主張等，擘畫了戰后中國的整體樣貌。他在將中共敵后根據地政策與國民政府決策對比后得出，中共提出及實施的社會改革方案顯然勝於國民政府空洞而落實無門的建設計劃。方德萬還考察了中共的根據地是如何建立起來的，與周錫瑞關於陝甘寧邊區創建的研究有異曲同工之處。從這些研究可以得出一個共識性結論：中國共產黨能夠創建敵后根據地並使之獲得大發展，根本在於中國共產黨施行了正確的政策與成功的治理，二者都做到了從根據地民眾利益出發來贏得民眾的支持。

　　全球史視野下的中國抗戰

　　 歐美學者從全球史視野解讀中國抗戰時，越來越重視中國戰場的作用與地位。很多學者開始重塑二戰敘事的起點，糾正“歐洲中心論”偏差。《牛津二戰手冊》相關專章、布坎南所著《全球視野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1931—1953）》、理查德 奧弗裡所著《二戰新史：鮮血與廢墟中的世界，1931—1945》等都將二戰起源上溯至1931年，強調中國戰場乃至亞洲戰場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性。

　　 除了中國戰場之於二戰的獨特貢獻與作用外，一些歐美學者還從全球視野關注中國與盟國的和衷共濟、共同御敵，還原中國抗戰的全球協作屬性。具體來看，相關研究呈現以下兩個趨勢：

　　 范圍越來越廣。從軍事協作到知識技術交流，相關研究觸及中國與盟國戰時合作的方方面面。Sonya Grypma的研究指出，抗戰時期加拿大傳教士護士在華西地區推動了四川護理業“從教會救濟式護理轉向公共衛生取向的專業護理”，關注到戰爭契機下中國醫療力量與國際力量的深度互動。J. Megan Greene考察了1937年至1950年間中美之間的新科技合作，指出抗戰打破了地域壁壘，促進了中美在工業、農業、科學、公共衛生等領域的知識交流與技術合作。傅知行、金家德主編的論文集Uneasy Allies: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t the Grassroots, 1937—1949全面梳理了這一時段中美在情報、水利工程、航空發展等領域的合作。

　　 呈現各種復雜面相。歐美學界相關研究既關注中美合作的一面，又看到合作背后復雜的動機以及合作中的沖突與矛盾。中國戰場上的盟國支援，並非隻有道義的因素，更摻雜著國家利益考量。比如“飛虎隊”的創建，越來越多歐美學者開始走出陳納德將軍個人英雄主義的敘事，走向對英美等國國家利益考量的分析。因為利益博弈、文化沖突等因素，戰時的盟國合作難免出現誤會、沖突。傅知行等人主編的論文集沒有回避中美“盟友”關系下的摩擦與不適，從合作效果而言，盟國援助有助於中國抗戰的勝利，但也為戰后中國社會秩序的重建遺留了問題。金家德研究發現，抗戰期間美國以資金援助為條件向中國採購大量戰略物資，在這過程中培育了一批新的富裕階層，加劇了中國社會的不平等及階級緊張關系。這亦為抗戰后國民黨政權的最終崩潰埋下了伏筆。

　　 從長時段來看，中國積極參與戰后世界秩序的重建，也是中國抗戰世界意義的表征。米特指出，西方學界長期忽視中國對戰后秩序重建的參與，這不符合史實，因為中國深度參與並推動了《聯合國家宣言》《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及《聯合國憲章》等關鍵文件的形成，並以常任理事國身份成為戰后國際秩序的創制者與維護者之一。柯偉林聚焦抗戰與中國大國地位之間的關系，認為抗戰為中國大國地位的形成奠定了國際認同與國家能力等基礎。

　　 以上研究呈現了中國國際地位的變化，即從抗戰期間作為各種力量牽扯拉鋸的“籌碼”，到戰后躍升為國際新秩序重建的主力軍。大國地位的確立，還根源於中國戰場的巨大犧牲。相較於對歐洲戰爭暴力的研究，歐美學界對中國戰場的相關研究並不多見，某種程度上亦導致未能充分闡釋中國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大貢獻。安克強考察了淞滬戰役期間日軍三次空襲給上海造成的巨大集體傷亡以及轟炸、誤炸和各種人為災難，由此提示學界應加強對戰爭傷害的研究。

　　視線下移關注抗戰中的“人”

　　 方德萬等不少歐美學者提倡“加強戰爭對日常生活影響研究”，認為抗戰研究需要向“普通人的戰爭經驗”下沉，進而構建更為立體、多面的戰時社會圖景。方德萬身體力行進行了相關嘗試。其Triumph and Tragedy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China一書關注國民政府戰時決策的同時，輔以國民政府公務人員等的所見所感，在以國家為中心的敘事中，揭示出具體的“人”對戰爭之感受與記憶。

　　 更多歐美學者開始注重考察戰爭中的人物群體。Jeremy E. Taylor梳理了上海、北平、南京等淪陷區內中國漫畫家在抵抗與合作之間的復雜選擇，發現這些區域中的大多數漫畫家盡量避開敏感主題、聚焦日常生活及娛樂性內容進行創作，背后蘊含著對戰時秩序的隱性抵抗，還有少數人則以漫畫為載體，在作品中隱藏反日符號。戰爭中的女性群體也開始逐漸走入學者的研究視野。Nicole E. Barnes通過大量的文學及口述史料，揭示了抗戰時期中國女性醫療工作者在戰爭中的成長及困境。Sonya Grypma的相關研究也展現了女性醫護群體在戰爭中的磨礪與成長。國家危亡之際，記者群體的社會關懷頗為強烈，為抗戰救亡奔走呼號。Parks M. Coble圍繞范長江、金仲華、鄒韜奮等人戰時和戰后的職業生涯展開研究。

　　 中國人在戰爭條件下生活與工作的經歷，戰爭下的城市生活、電影文化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成為學者們的研究對象。Living and Working in Wartime China以“日常生活與工作”為切口，考察了不同群體在戰時環境中的生存策略以及戰爭之於他們日常生活的影響。安克強以外國政府、戰地記者、媒體報道、私人收藏等影像記錄為主干，結合中外各方的政府檔案、民間史料，細致描繪了淞滬戰役期間日軍三次空襲上海時各社會群體的因應與處置，以及身歷其境的中外人士的觀察和感受。

　　 綜觀歐美學界十年來的中國抗戰史研究，存在各自特點的同時，也有著共同的關切和趨向。一是在史料運用上呈現多類型、多國別和多語種的特點，跨學科、跨國研究蔚然成風。二是拓展出許多新領域。醫療史、女性史、記憶史、文化史等領域的話題得到充分關注，展現了抗戰史研究蘊藏著豐富可能和廣闊空間。三是關注中國大陸研究成果。一些歐美學者對中國大陸研究成果予以借鑒、對話或談論，這得益於中國學界與歐美學界的積極交流對話，也體現了中國在國際舞台的代表性和話語權進一步增強。同時，了解歐美學界的中國抗戰史研究，也可以啟發中國學者發現新的學術生長點，並更加有的放矢地進行國際學術對話、推動中國抗戰史研究不斷深化發展。

　　 （作者：王毅、石瑤，分別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副主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