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世界展現一個生機勃勃的紅色中國

　　 【光明學術筆談】

　　 全民族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不斷加強對內對外宣傳，越來越多的英美記者通過各種途徑，來到延安和其他抗日革命根據地開展實地考察和新聞採訪。這一群體沖破國民黨政府的新聞封鎖，以“他者”的視角對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主張、革命目標、精神面貌、日常生活等方面進行了全方位報道，從不同角度具體生動地記錄下他們對中國共產黨人的認識，並把一個完整真實的中國共產黨人形象展現在世人面前。作為當時外國在華記者的主要群體，英美在華記者為國際社會走近中國革命、觀察中國革命、讀懂中國革命提供了重要視角，他們的報道進一步佐証了中國共產黨是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這一無可爭辯的歷史事實。

　　“我們親眼看到八路軍是作戰的”

　　 由於國民黨長期實施新聞封鎖，並大肆宣傳“所謂八路軍與新四軍均抗而不戰，游而不擊”（安徽省檔案館編：《皖南事變文電選編（國民黨部分）》，中共安徽省委印刷廠1985年版，第21頁），因此英美在華記者首先關注的就是中共是否真正堅持抗戰。1944年，國民黨政府迫於國內外輿論壓力，派出一個經過挑選的有中外記者共同參加的“中外記者西北考察團”，美聯社記者岡瑟·斯坦（Gunther Stein，又譯作岡瑟·斯坦因）名列其中，從而有機會實地深入延安和晉綏根據地開展詳細的採訪考察。經過長達數月的調查走訪，岡瑟·斯坦親身體驗到了抗日根據地軍民的抗日激情，發現這與國民政府對中國共產黨人的惡意誹謗完全不同。次年離開延安歸國后，岡瑟·斯坦出版了《紅色中國的挑戰》一書，書中用大量具體翔實的數據和事例，對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抗日戰爭進行了全面客觀的報道。岡瑟·斯坦指出，“從1937年戰爭開始到1945年3月，中共總共打仗115120次，主要是小規模的，有許多規模較大的防御戰，發生在日軍對各個抗日根據地的647次主要‘掃蕩’中”（﹝美﹞岡瑟·斯坦：《紅色中國的挑戰》，馬飛海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19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力量也為此付出了巨大犧牲，據不完全統計，“在華北，八路軍指戰員死112245人，傷211381人﹔在華中，新四軍指戰員死47993人，傷73886人”（《紅色中國的挑戰》，第320頁）。美國記者福爾曼目睹晉綏軍區第八分區將士們的英勇戰斗，震撼人心的場面令他熱血沸騰，直言“我們親眼看到八路軍是作戰的”（﹝美﹞哈裡森·福爾曼：《北行漫記》，陶岱譯，新華出版社1988年版，第274頁），有力回擊了國民政府污蔑中共領導的抗日軍隊“游而不擊”的謊言。

　　“為了當前的斗爭組織了，訓練了，武裝了起來”

　　 抗日戰爭事關中華民族生死存亡。在此危難之際，中國共產黨人清醒認識到人民群眾是抗戰的力量源泉，隻有動員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才能形成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銅牆鐵壁。為了盡可能多地團結凝聚抗戰力量，中國共產黨實行了廣泛的抗戰動員。據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觀察，中國共產黨人的抗戰動員范圍廣、程度深，“青年和老人，婦女和兒童，都為了當前的斗爭組織了，訓練了，武裝了起來”（﹝英﹞詹姆斯·貝特蘭：《華北前線》，林淡秋等譯，新華出版社1986年版，第130頁）。這種深入基層、覆蓋各界的全民動員，有效喚起了民眾的抗戰意志與家國情懷，使他們在物資匱乏的困境中仍能保持昂揚斗志，以各種形式支援抗戰，匯聚起民族救亡的磅礡力量。中國共產黨人在抗日戰爭期間採取了豐富多樣的群眾動員策略，通過組織建設和宣傳教育等多種途徑激發民眾的抗戰熱情。例如，各地成立的民眾抗日救國會成為聯結中國共產黨和群眾的重要紐帶，而形式生動的宣傳標語則被廣泛運用於村庄民居牆面、公共建筑等醒目位置。美國記者史沫特萊曾實地觀察到，八路軍在華北地區的村落牆壁和寺廟外牆刷寫了大量“人民要和軍隊聯合起來打日本”“武裝起來，戰斗到日本人全部滾出中國去”（﹝美﹞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史沫特萊文集》（四），陳文炳譯，新華出版社1985年版，第76~77頁）等富有號召力的標語。這些簡潔有力的文字宣傳與系統的組織工作相輔相成，從政策落實和思想教育兩個維度構建起全民抗戰的動員體系。不僅如此，中國共產黨還積極創新宣傳形式，通過群眾喜聞樂見的戲劇演出、街頭宣講等生動方式，深入淺出地傳播抗日救國的革命真理，以至於岡瑟·斯坦發出“它創造了一種氣氛，有助於為促進新民主主義的其他一切教育活動所作的努力，使群眾向進步的正確方向轉變”（《紅色中國的挑戰》，第212頁）的感嘆。當時深入戰區的英美記者通過實地觀察，以第一手資料記錄了中共組織民眾、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突出成就。這些報道不僅展現了敵后抗日革命根據地軍民團結的生動圖景，更向國際社會客觀呈現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救亡中的關鍵作用。

　　“這真正代表了中國的一種革命”

　　 全民族抗戰時期，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武器裝備雖然簡陋，卻能屢屢擊退日軍的凶猛攻勢。究竟是什麼原因，能讓一支依靠“小米加步槍”的軍隊頻頻勝出，這引起了當時英美在華記者的廣泛關注。美國《時代》周刊駐遠東首席記者白修德到了延安后，在與中國共產黨人的相處中，總結出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政策隻有一點是確定不移的：他們的利益是和那些為窮困所迫、深受苦難的農民群眾的利益結合在一起的，從那裡他們得到最大的支持。”（﹝美﹞白修德、賈安娜：《中國的驚雷》，端納譯，新華出版社1988年版，第356～357頁）在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據地，民主並非空洞的口號，而是人民權利與自由的堅實保障，是實實在在的行動和具體落地的實踐。人民群眾能夠通過手中的選票，選出自己信任的代表，參與地方事務管理。尼姆·威爾斯記錄了1937年陝甘寧邊區的選舉情況：“7月15日開始選舉村代表。8月份選舉結束，接著由村代表選舉區代表，當選的區代表再選舉縣代表。”（﹝美﹞尼姆·威爾斯：《續西行漫記》，陶宜、徐復譯，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頁）英國女記者弗雷達·阿特麗除了肯定“縣長和村長都是由人民選舉的”外，還進一步指出領導干部的“薪水並不高過工人的工資”（﹝英﹞弗雷達·阿特麗：《揚子前線》，石梅林譯，新華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頁）。這一套嚴謹有序的選舉流程，確保了各級代表能夠廣泛地代表民眾的意願，充分體現了根據地選舉的民主性與科學性。波蘭裔記者愛潑斯坦高度評價了這一基層民選方式，認為“這真正代表了中國的一種革命”（﹝美﹞魯登等：《外國記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區》，齊文編譯，歷史資料供應社1946年版，第10頁）。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根據地的施政舉措，是其政治智慧和群眾路線的集中體現，“已經廣泛實行了民主”（《美國舊金山廣播延安近況》，《解放日報》1944年8月8日），從而贏得了“各階層人民的熱烈擁護”（﹝英﹞班威廉·克蘭爾：《新西行漫記》，斐然等譯，新華出版社1988年版，第281頁）。

　　“共產黨在和國民黨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

　　 全民族抗戰爆發前，中國共產黨人的真實面貌並不為國際社會所熟知，加上國民政府的有意抹黑，常被冠以“無知農民”“文匪”等蔑稱，從政治屬性上被污名化。全民族抗戰爆發后，伴隨著英美記者的不斷赴華，他們得以與中共領導人直接接觸和交流，逐漸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一支堅守信仰、敢於擔當、受人愛戴的政治力量。由於這些人士赴延安之前大多駐留過重慶，對國民黨有透徹的認識，所以經常會將二者加以對比，甚至對國共兩黨較量的結局作出大膽預測。1944年，岡瑟·斯坦到延安后指出：“這裡沒有厭戰情緒，隻有開路先鋒者的社會堅持的戰斗熱情。”（《紅色中國的挑戰》，第8頁）他還預言：“中國人民已開始把新民主主義制度看作他們自己的制度。必要時，他們將為保衛新民主主義制度而戰。”（《紅色中國的挑戰》，第340頁）1944年10月，白修德跟隨美國特使赫爾利的代表團訪問延安，作為唯一的美國記者在那裡逗留三周，有機會採訪了毛澤東、彭德懷、劉少奇、彭真等中共重要領導人。國共兩黨領導人所呈現的不同政黨形象，使白修德坦言：“至今為止，共產黨在和國民黨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在國民黨是腐化的地方，它保持潔白。在國民黨是愚昧的地方，它是英明的。在國民黨壓迫人民的地方，它給人民帶來了救濟。”（《中國的驚雷》，第356頁）。在英美在華記者眼中，中共領導人艱苦朴素、克己奉公，“過著簡單、潔淨和正常的生活”（《紅色中國的挑戰》，第235頁），始終把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並在工作中表現出高度的責任感和奉獻精神，甚至出現了“財富對他們可能是無用的”（﹝美﹞約瑟夫·W·埃謝裡克編：《在中國失掉的機會——美國前駐華外交官約翰·S·謝偉思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報告》，羅清等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頁）等評價。

　　 總而言之，全民族抗戰時期英美在華記者的第一手報道，沖破了國民黨的輿論封鎖，向世界展現了一個生機勃勃的紅色中國，極大地改變了國內外輿論對中國共產黨的認知。在對比國共兩黨后，這些觀察者們敏銳指出，延安模式代表著中國的發展方向，中國共產黨必將引領中國的未來，而歷史的發展也完全印証了這些富有洞見的判斷。

　　 （作者：鐘周銘，系重慶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重慶工商大學分中心研究員、重慶工商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