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蘇區時期黨的作風建設

　　中央蘇區時期，針對少數黨員干部工作中存在浮於表面、不務實效以及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等問題，黨和蘇維埃政府採取了一系列針對性舉措，鍛造了一支政治堅定、能力突出的干部隊伍。他們扎根基層一線，心系百姓疾苦，秉持艱苦奮斗精神，以“自帶干糧去辦公，穿著草鞋干革命，夜打燈籠訪貧農”的優良作風，創造了“第一等的工作”，贏得了人民群眾的衷心擁戴。

　　制定規矩 嚴明紀律

　　紀律嚴明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賴以生存發展的根本。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制定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將不侵犯群眾利益作為全體官兵必須遵守的鐵律，其形成過程彰顯了黨的自我革新精神。1927年秋收起義后，毛澤東在荊竹山雷打石首次宣布“行動聽指揮，不拿群眾一個紅薯，打土豪要歸公”三大紀律﹔次年攻克遂川時，針對群眾反映的門板歸還、鋪草亂扔等問題，補充“上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六項注意。至1929年6月紅四軍新泉休整時，根據軍民互動中暴露的如廁、洗浴等新問題，形成包含“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廁所”的八項注意。

　　這一紀律體系始終秉持通俗易懂原則，語言表述根據實踐不斷優化：將“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改為“不拿群眾一針一線”，“打土豪要歸公”演變為“一切繳獲要歸公”，“上門板”“捆鋪草”調整為“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最終形成“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調查研究 求真務實

　　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傳家寶。調查研究不僅可以了解民情，還可以及時糾偏，及時解決問題。中央蘇區時期，黨和蘇維埃政府注重通過調查研究及時發現工作中的問題。毛澤東在中央蘇區進行了大量的實際調查，如仁風山調查、尋烏調查、興國調查等，開創了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求真務實、注重調查研究的新風。如於都縣羅坊區三門灘鄉在推銷經濟建設公債時，發生了攤派、命令、強迫等問題，“該區委、區蘇感覺到這問題的嚴重，立即派人到該鄉調查，明了真相后，當即召集全鄉黨團員及全鄉代表大會，嚴格指出該鄉蘇李漢盛官僚主義及攤派命令強迫方式，給了無情的打擊……不（到）二天的時間，該鄉勞苦工農群眾自動的推銷經濟建設公債一千余元，集中現金九百余元”。

　　中央蘇區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提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標志著毛澤東思想的初步形成。

　　以上率下 示范帶頭

　　先進典型可以起到帶頭作用，中央蘇區黨的作風建設尤其重視樹立典型。毛澤東強調：“反對官僚主義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樣給他們看。”在戰爭突擊動員方面，《紅色中華》刊文對十二月突擊月的動員成績進行表揚：“在興國，瑞金，西江三縣造成了不但完成而且超過原定數目的光榮成績。”同時，把西江突擊隊的成功經驗總結為：“布置了具體的突擊中心”,“反機會主義斗爭開展了”，“抓住了干部動員了群眾”。“在秋收動員方面,《紅色中華》刊文指出：“最好的是沙溪區，他們是在各鄉組織了秋收隊……適當的調劑，因此，雖然秋收緊迫時也不感覺人力的缺乏與空閑，沙溪區的秋收是很迅速地完成了，其次就是潭頭、良村等區。”

　　中央蘇區時期，各級黨組織和蘇維埃政府帶領廣大軍民發揚爭創一等工作的精神，以蓬勃的革命熱情、昂揚的革命斗志，踴躍支前擴紅、發展生產，創造了“第一等的工作”。

　　勇於批評 直面問題

　　批評和自我批評是糾正黨內不良傾向的重要方法。1929年7月紅四軍第三縱隊政治部編印的《黨員訓練大綱》專列一節“怎樣批評同志”，為根據地黨組織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提供了方法指導。1930年10月發出的《中共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告同志書》強調：“現在，我們號召全黨同志和各級黨部，根據這種精神，堅決的實行對於工作的檢查——實行自我批評。”

　　實行黨內自我批評，是保障黨正確路線執行、推動黨的進步的最有力的方法。這可以防止黨內腐化官僚化和其他一切怠工消極不正確傾向與現象的產生與發展。自我批評的內容也會登上機關報，作為警示。如在《粉碎貪污腐化官僚主義傅祿同志的自我批評》一義中，傅祿自我批評說：“在三月中間就是(有)貪污腐化官僚主義實際表現，例如去買米及買菜就私用了公家四塊多錢，拿去買表及吃東西，在工作中是不積極的，而是消極怠工，對一般的工作不負責任。”他將發生這些錯誤的原因歸結為“對目前政治不深刻認識”。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蘇區的黨員干部及時查找自身是否存在的問題，對黨的作風建設大有裨益。

　　  （摘編自6月3日“黨史鏡報”微信公眾號 鐘燕林/文）